《太史公自序》
汉 · 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
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
孔子为鲁司寇，
诸侯害子，
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弊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
《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
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
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谗而弗见，
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经事而不知其宜，
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陷篡弑之诛，
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
为之不知其义，
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
臣不臣则诛，
父不父则无道，
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
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
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
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
上无明君，
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断礼义，
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职，
万事既具，
咸各序其宜，
夫子所论，
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
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
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
《尚书》载之，
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
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
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
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
至明天子，
获符瑞，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
受命于穆清，
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
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
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
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
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
堕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
整齐其世传，
非所谓作也，
而君比之于《春秋》，
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
屈原放逐，
著《离骚》；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
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
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
自黄帝始。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
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
孔子为鲁司寇，
诸侯害子，
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弊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
《书》记先王之事，
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
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
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
子弑父，
非一旦一夕之故也，
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谗而弗见，
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经事而不知其宜，
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
必陷篡弑之诛，
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
为之不知其义，
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
臣不臣则诛，
父不父则无道，
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
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
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
法施已然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
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
上无明君，
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断礼义，
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职，
万事既具，
咸各序其宜，
夫子所论，
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
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
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
《尚书》载之，
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
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
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
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
至明天子，
获符瑞，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
受命于穆清，
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
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
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
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
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
堕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
整齐其世传，
非所谓作也，
而君比之于《春秋》，
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
屈原放逐，
著《离骚》；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
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
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
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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